守護數字時代的中國記憶

  檔案作為國家、社會乃至個人在歷史進程中的忠實記錄,是建構集體記憶不可替代的要素。在6月9日“國際檔案日”到來之際,當前檔案工作在數字信息技術環境下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再次引起學界關注。 
2012年,全國各級各類檔案館保存的電子檔案總計達到2.186萬TB;2013年,這一數字增長了22.4%,攀升至2.6759萬TB。6月6日,國家檔案局副局長、中央檔案館副館長許士平在由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面向公共服務能力提升的數字檔案資源整合與創新”國際會議上披露了這組數據。
面對電子文件的爆炸式增長,基于紙質檔案建立的檔案工作體制機制如何適應新形勢的發展?這是檔案工作者當前面臨的重大課題。
建立國家檔案資源新觀念
“長春記憶:改革開放初期的影像”、“湖北民居系列:荊山民居鄉土瑰寶”……這些影像資料并不出自任何一個官方檔案館,而是民間網絡論壇“中國記憶論壇”用戶自發上傳的照片。像“中國記憶論壇”這樣,為社會變遷“建檔”的“民間記憶”已經進入了學者的研究視野。
  我國傳統的檔案資源體系是以檔案館(室)為主體建立的“官方記憶”,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國檔案資源建設呈現出鮮明的開放性拓展態勢。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數字檔案資源整合與服務機制研究”首席專家、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教授安小米表示,在計劃經濟體制背景下,國家檔案資源是由國家統一管理的具有政治、經濟、科學文化或歷史意義的一切檔案的總和,強調一切檔案歸國家所有;在市場經濟體制轉型背景下,國家檔案資源轉變為國家機構、社會組織和個人在社會活動中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檔案總和,強調社會成員有保護國家檔案的義務和享用國家檔案資源的權利。而在當前的新形勢下,她主張建立國家檔案資源新觀念,“國家檔案資源是滿足多樣化需求的社會資源和公共資產,它有利于維護國家記憶完整,使全社會整體受益”。
  “數字檔案資源建設是數字時代維護整體社會記憶的重要基礎。”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譚必勇從社會記憶視野探討了數字檔案資源建設的多元化路徑。數字檔案資源建設存在政府公共模式、企業市場模式和非營利性組織公益模式三種路徑。政府主導型的公共投入模式可以很快收到成效,卻很難解決不同類型數字檔案資源開發問題。“組織記憶、社群記憶、家庭記憶等在數字時代同樣需要很好地加以保存。”
推動國家數字檔案資源整合
如何對數字檔案資源進行整合,為用戶提供多樣化、深層次的增值信息資源服務,成為學界十分關注的議題。
在安小米看來,數字檔案資源整合與服務是21世紀社會轉型和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國家信息化治理能力、數據資源可持續發展能力、公共服務協同創新能力和社會治理信息安全能力提升的重要基石。她建議將數字檔案資源整合與服務嵌入“十三五”電子政務規劃、智慧城市大數據應用、信息惠民工程建設等涉及國家數據資源可持續管理與連續性再用的國家戰略中。
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吳建華認為,國家數字檔案資源整合與服務機制需要“頂層設計”。目前,全國各省市檔案數字化工作正在穩步推進。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中國數字圖書館工程、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中國政府公開信息整合服務平臺等數字化服務整合實踐也已開展,這為國家數字檔案資源整合與服務機制建設提供了可行性。
  讓檔案公共服務惠及大眾
  “在公共信息的利用中不應有任何孤島和障礙,任何有權利用的個人都應該能夠方便利用。”瑞典斯德哥爾摩城市檔案館政府文件政策與標準高級主管伊麗莎白·克賴特介紹了斯德哥爾摩開放數據與數字檔案戰略。她認為,檔案館應向開放數據和保障數字文件可信的新角色轉變。
  “檔案文件以用戶、市民為中心”,與國際上檔案工作發展的這一潮流相吻合,近年來我國檔案工作服務大眾的功能不斷彰顯。上海已建成覆蓋全市的民生檔案遠程查詢服務系統,只要憑本人有效身份證件,在就近的檔案館或街鎮社區事務受理服務中心,就可以查到本人的婚姻登記、計劃生育、知青上山下鄉、知青返城和知青子女回滬等檔案信息,并可當場獲得檔案部門出具的檔案證明。事實上,上海的案例并不是個案。全國很多檔案館已經提供了網上檔案檢索或利用服務,使檔案利用者足不出戶即可查閱檔案。
  檔案已不再神秘、不再深藏“高閣”,它越來越走近公眾,參與公眾服務。日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檔案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建立健全覆蓋人民群眾的檔案資源體系”、“建立健全方便人民群眾的檔案利用體系”。正如中國人民大學信息管理資源管理學院教授馮惠玲所言,“這是現代社會對檔案工作提出的要求,它既具有強烈的人文關懷,對于提升檔案工作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具有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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